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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减持后，上海国际集团持有可转债规模占总发行量的13.49%，上海上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占3.55%，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占2.62%，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则全部减持。事实上，今年以来，可转债市场大幅扩容，银行转债成为此轮可转债发行大潮中的主力。A股市场中已有浦发银行、平安银行、中信银行和江苏银行4单上市银行完成可转债发行，从配售结果上看，大部分银行可转债的配售比例都屡屡创纪录，平银转债更是在进入转股期后第19天即公告强赎。

我们就诞生在那个时代，我们不止八个人，顶着不知道什么“帽子”过来的。当时增加一个人都非常难，因为办不了深圳特区的证件。但是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因为私营企业效率高、很努力、很奋斗，不断急剧扩张，最后中国就承认这种经济形式是合法形式。思想斗争的演变过程是很漫长的，也就是最近这些年，国家才给了合法身份。当时我们走出国门，被当成是共产主义；我们走回国门，被当成资本主义，大家看我们都有股票，有钱就被认为是资本主义。所以，我们不仅面临在外部斗争，在内部也有斗争。

9、托马斯·弗里德曼：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像华为这样一家公司，大家对它有如此强烈而又矛盾的感觉。有人说华为是一家伟大的公司，喜爱这家公司。有人说华为是一家危险的公司，从事间谍活动。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反差？任正非：因为世界都会有两个极端。如果说“华为是伟大公司”的人不这样讲，说华为就是小松鼠、尾巴大是假的，那么说“华为是危险的公司”的人也不会说危险了。两个比赛谁说得更极端，谁就更吸引眼球。

1985年，杨资元任广州副市长，1988年6月至1990年6月间任广州市长，1991年任广州市政协主席。“政事儿”（微信ID：xjbzse）注意到，八十年代，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，杨资元当时天天都跑去市场记菜价，上报中央。“改革开放之初，万事都很难。”杨资元回顾这段经历时说，“广州最早开放鱼档，当时中央领导每天都要问我蔬菜等市场农产品价格问题，我每天都要跑到市场询问菜价。”

昕维是被称为“抗癌神药”的格列卫在中国的首仿药，通过一致性评价，意味着昕维在质量与疗效上与瑞士诺华制药的原研药格列卫相比肩，也将在招标定价方面享受到与原研药相等的政策红利。然而，这个令企业和行业振奋的好消息，却几乎被同期印度低廉的仿制药的热议所淹没。

东北地区也瞄准了5G。沈阳市表示，2019年将大规模推进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，大范围展开5G网络产业示范应用。黑龙江则要加强下一代互联网改造升级，推进5G网络商用进程。天津市对5G网络建设作出明确规划，将在2019年谋划布局5G网络，开展5G试点，打造智慧能源样板工程。安徽提出加快“数字江淮”中心建设，筹建超级计算中心，加快5G商用步伐。广州则要推进“光网城市”、5G（第五代移动通信）、超高速无线局域网、广电运营商网络改造等新一轮信息基础设施建设。